农大教授谈“陪读妈妈”:有县城连广场舞都不让她们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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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农大教授谈“陪读妈妈”:有县城连广场舞都不让她们进

近日,新京报乡村频道刊发了多篇关注留守儿童的报道,就其中“乡村陪读妈妈”的现象,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、教授吴惠芳。她说,“和城市里的陪读妈妈不同,乡村里的陪读妈妈们,她们离开了熟悉的环境,又难以融入新的环境。她们的照料劳动难以被人认可,甚至也不被自己认可,同时她们还要承受沉重的身份歧视,乃至存在被‘污名化’的风险”。身份歧视会直接体现在具体社交生活中,比如县城有两个广场,其中一个是城里的女性跳广场舞的,另外一个是陪读妈妈们跳的,“城里”的女性就从来不去陪读妈妈常去的那个广场,因为认为她们“没事儿干,不务正业”。

照顾孩子吃饭的陪读妈妈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为什么很少有“陪读爸爸”?

放弃外出务工的生活,回到乡村陪伴孩子读书,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?吴惠芳认为,这可能和她们的打工经历有关,“乡村里的外出务工者,大多教育水平较低,她们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,会发现教育水平和务工的选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,不论是找工作的难易程度、选择范围,还是收入水平,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是有明显的区别的。这样的情况下,他们自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,因此有一部分人宁愿收入少一点,也要回乡陪孩子读书”,她说。

记者在多地走访中,见到了许多陪读妈妈或陪读奶奶,但几乎没有见到陪读爸爸或陪读爷爷。曾经做过乡村陪读调研的吴惠芳也有同样的感受,她说,“尽管没有统计数据,但从直观上看,陪读的人群中,女性占绝大多数,我们曾经在四川、江西、陕西、河南等多地调研,发现妈妈陪读的居多,祖父母少一点,爸爸陪读的几乎没有。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。第一,在劳动力市场上,男性显然更占优势,相比女性,他们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,且收入也更高。而对外出务工人员来说,如果夫妻中的一人要回乡陪读,女性回乡陪读就成了更经济的选择。第二,我们的社会中,依然存在男权、父权思想,尤其在农村更加普遍,照料孩子、老人天然地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,所以我们会看到,陪孩子读书的,大多是妈妈或者奶奶”。

在县城陪读增加经济压力

对于留守儿童来说,外出务工的妈妈回来陪读,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改变?吴惠芳说,“妈妈陪读确实会解决一些问题,首先是成长中的心理问题,爷爷奶奶的监护,更多关注的是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照顾,较少关注孩子的心理问题,妈妈则会更多关注孩子的学习问题、心理成长等。其次,相对于他们上一代,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普遍要高一点儿,这也意味着,在学习上,妈妈往往能给予孩子更多帮助。第三,在规范孩子的行为上,妈妈也更有优势,管得更严,避免了隔代抚养中容易出现的溺爱、管教不力问题”。

不过,陪读也会产生新的问题,吴惠芳说,“城乡教育的不均衡仍旧存在,尤其经过这些年的撤点并校,很多村庄已经没有学校了。孩子们如果到乡镇去读中心小学,既失去了在村里上学的便利,有时又没有得到期望中的教育质量。因此,很多农村家庭把孩子送到县城学校读书,同时母亲或祖父母进城陪读。农村家庭经济能力有限,极少有在县城买房子的,大部分都是租房子,再加上城镇日常生活支出水平较高,也给陪读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。”

照料的价值被严重忽视

女性结束打工、回乡陪读,看起来打工养活一家人的男性压力很大,但对陪读的妈妈来说,她们的压力其实更大。

吴惠芳说,“人们说起陪读妈妈的困难,通常会认为她们要承受经济压力,实际上,她们所面临的困难,比想象的更多。比如就业压力,我们访谈过很多陪读妈妈,问她们有什么困难,她们通常都会说,找不到工作。如果能在陪读地找到一份新的工作,哪怕收入少一点儿,也多少能让经济状况变的好一点。但问题是,陪读妈妈的时间是碎片化的,光给孩子做一日三餐,就把时间割裂成一小段一小段的。我们在河南遇到过一位陪读妈妈,他的孩子原本在学校吃午餐,她只需要做早晚餐,这样她就有一整天的时间。所以她找了一份工厂的工作。但没过多久,学校认为,孩子们吃完午餐之后,还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,学校管理上存在困难,无法保障学生的安全,要求家长在午饭后把孩子接回去,下午上课前再送回来,她只好每天中午接送孩子,工作也就做不下去了。”

不能就业,意味着不能赚钱,对于很多陪读妈妈来说,她们的唯一工作就变成了照料孩子,但问题是,照料孩子,许多时候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劳动和付出,吴惠芳说,“外人觉得陪读妈妈很清闲,什么都不干,整天呆着。她们自身也有同样的认知,认为自己没有创造价值。她们自己说,干的活儿都是废活儿。她们并没有意识到,照料本身就有价值,就是一种付出。”

当照料的价值不被外人和自身所认可时,陪读妈妈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尺,就变成了孩子的成绩,吴惠芳说,“很多陪读妈妈都承受着照料的压力,不是担心照顾不好孩子们的生活,而是担心孩子的成绩不好,她们全部的生活价值,维系在孩子的成绩上。在陕西一个县,95%的农村孩子都在县城里读书,但县城里只有一所寄宿式学校,其他学校的孩子,大部分都由妈妈或奶奶陪读。这么多的孩子,不可能谁都第一,比较之下,总有成绩差的,他们的妈妈就会觉得愧疚。她们认为,丈夫一个人在外打工,辛苦养家,她们专门陪孩子读书,如果孩子照顾不好、学习不好,对不起丈夫在外打工的辛苦,过年回来也没脸面对他”。

别让陪读妈妈“标签化”与“污名化”

除了就业的焦虑、照料的压力,陪读妈妈们,有时还要面对更多的问题。吴惠芳说,“陪读妈妈和留守妇女相似又不同,留守在乡村的妇女,她们的关系网还在,亲戚朋友也都在村里。但陪读妈妈往往要进入城市,她们离开了熟悉的环境,又很难融入城市中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,很多县城的人,对陪读妈妈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和误解。陪读妈妈们在城市里很难交到新朋友,我们调研时,在一个县城发现,那个县城有两个广场,其中一个是城里的女性跳广场舞的,另外一个是陪读妈妈们跳的,城里的女性从来不去陪读妈妈常去的那个广场,她们会看不起这些陪读妈妈。第二,排斥的同时,还对陪读妈妈有着刻板且负面的印象,认为她们没事儿干,不务正业”。

在被排斥甚至被歧视的环境中,个案的影响力往往会无限扩大,成为整个群体的标签,吴惠芳说,“曾经有一个案例,一位陪读妈妈网恋,圣诞夜出去约会,结果夜里孩子醒来,不知道怎么就从窗户里摔了下来。这个事情在当地影响极大,当地人说起陪读妈妈,就会以此为例,久而久之,一个个案的特点在人们的言语中被影射到整个群体。陪读妈妈被严重地标签化和‘污名化’了”。

公共服务应担负起更多责任

如何改善陪读妈妈们的处境?如何缓解她们面临的重重压力?

“其实也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。比如在一些发达国家,存在女性半班制的工作,即女性上半天班,以便她们用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。再如,陪读妈妈本身也可以通过协作来改善处境。我们在河南遇到过一种情况,有的妈妈在县城租了房子,但她们不止照顾自己的孩子,还会照顾别人家的孩子,一个妈妈可以照顾三四个,其他孩子的父母则付给她一定的费用,这未必是最佳的方案,但至少也是一种尝试”,吴惠芳说。

寻找更适合陪读妈妈的产业模式、工作方式,或许也能给陪读妈妈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,吴惠芳说,“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,如制衣、加工玩具等,完全可以把材料拿到家里加工,这样工厂只要计件付酬就可以,如果有条件的地方,能够发展起这样的产业来,无疑会给陪读妈妈更多的机会。”

公共服务同样可以为陪读妈妈提供更多的帮助,吴惠芳说,“城市的管理者、公共服务部门,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比如妇联,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,可以组织一些陪读妈妈的集体活动,或技能培训活动等,让她们有更多社会交往的机会,或提升自己的机会,以此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等”。

不过,吴惠芳认为,最根本的解决之道,还是要继续加强乡村教育,她说,“解决留守问题,最根本的方法,是让人们不再选择外出务工,解决陪读问题,最根本的办法,则是让乡村也有和城市一样的教育水平。经济的发展有其规律,短时间内很难靠政府解决外出务工和留守的事情。但教育是公共产品,不完全依靠市场,政府在其中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,可以做更多的事情。这些年来,我们国家一直在推动乡村教育的发展,尤其是近几年来,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,国家提出了一系列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政策。但相对城市,乡村教育目前仍旧薄弱。尤其是教育质量,这些年来,我们国家在乡村教育资源投入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,乡村学校都盖得很漂亮,但教师配备仍旧不足,乡村教育质量和城镇仍有较大差距。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蕴含着对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的向往,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期待有更好的政策、措施让乡村学校获得并留下更多的优秀师资力量,提升乡村教育质量,满足农民的教育期待”。

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

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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